从近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看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宋立松  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CFA，FRM

 

一、风险化解攻坚战回顾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历史背景

从经济周期来看， 2009-2011年是本轮经济周期的起点，其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推出的扩大内需四万亿计划，开启了我国宏观加杠杆的进程。2011-2013年间进行了一次阶段性的调整。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9-2011年间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处于一个缓步上升的阶段，2011-2013年间杠杆率开始快速上升，2013-2016年间经济继续加杠杆。所以2016年国家开始进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使过高的杠杆率下降。 

图1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变动

2009-2016年金融市场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在2015-2016年尤为明显。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的融资通过贷款、股票、债券等方式进行募集，但随着金融体系中机构类型的增多，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链条的拉长或用途的错配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使“脱实向虚”愈演愈烈，最终推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2016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2017年，财政部门开始落实防控金融风险的指示，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也开始在监管层面发力，2017年“监管年”之后，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步入深水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正式打响。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

2018年国务院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根据方案，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风险，要及时“精准拆弹”；对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要采取主动措施进行逐步化解，实现“慢撒气、软着陆”；对体制机制性不足，要持续推动监管改革，弥补监管短板；对“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要强化日常风险监测与评估，做好风险处置预案；最后强调要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

2018-2020年间，“三年行动方案”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取得了以下成果。

1、有效控制了宏观杠杆率

在宏观上，管好了货币总闸门；在微观上，推动了企业降杠杆；在中观上，有效控制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2、化解了重点关注领域的信用风险

我国在重点关注领域的破产重整、国企混改、市场化债转股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019全年共处置不良贷款约2万亿元，共成立债委会约1.92万家，实施市场化债转股1.4万亿元。以下是几个重点的案例。

第一是渤海钢铁集团（以下简称 “渤钢”）的破产重整。渤钢原是天津市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但从2016年开始逐步陷入困境，在2019年初通过法院宣布了破产重整。经过积极推动，到2019年底2020年初的时候，初步完成了渤钢的破产重整。这项重整中唐山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提供了重组资金共计200亿元，债权人通过债转股方式持有新的主体的多数股权。从现在的重整结果来看，渤钢基本上实现了扭亏为盈，重整初见成效。

第二是东北特钢的国企混改。这项混改主要由沙钢集团为主要重整方入主，清理了僵尸企业30家，合并了16家，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混改后逐步向健康的轨道转向。

第三是山东交运集团的市场化债转股。山东交运集团通过战略投资者、员工和当地国企等多方的入股，成功实现了债转股。

第四是天津物产集团（以下简称 “天物集团”）的境外债券折价置换。天物集团是天津市第二家世界500强企业，其经营领域涵盖了大宗商品、现代物流等，并且在境外设有机构。天津物产集团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132位，在上榜的120家中国企业中排名32位，但此后也陷入了经营困境。在协议重组过程中，天物集团在2019年年底完成了其担保的美元债券的交换要约。其中给予了债权人两种选择——按最高63%的折价进行现金偿付；或者置换为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津投资本）发行的票息更低、期限拉长的美元债券。最后95%的投资者接受了上述方案，打破了境外债，特别是国企的境外债必须要全额偿付的“信仰”，实现了市场化的债务偿还。

3、平稳有序处置了高风险的机构

此处的高风险机构主要指金融体系内的高风险机构，近几年比较典型的包括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被重组和恒丰银行成功引入中央汇金和山东财政注资入股等重点案例。

4、清理整顿了市场乱象

在清理整顿市场乱象方面，我国实施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打击了非法集资活动；推进了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整治了金融市场乱象（如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和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等）；出台了资管新规及配套实施细则；重点整治了 P2P平台乱象和资管市场乱象。

5、防范了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

在债券市场上，重点处置民营企业的债券违约，采取了引导设立融资支持工具和发行纾困专项债，将高评级信用债纳入中期借贷便利担保品等多种手段。但从市场反应看， 2018年有35家民营企业债券违约，2019年仍然有超过30家民营企业债券违约，反映出在处理民营企业债券风险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在股票市场方面，纾解了股票质押风险。2019年上市公司高比例质押累计化解278家，较去年下降22%；全市场质押融资金额2.28万亿元，较年初减少2100亿元。

在私募基金方面，加强私募基金风险排查和处置，同时加大打击力度，在2018年私募基金入刑案件达到168件。

6、有序化解了影子银行风险

针对影子银行的风险，我国研究制定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完善了金融监管制度。通过三年的压降，截至 2020年5月，已累计压降影子银行规模16万亿元，其中大部分为结构复杂、存在较大监管套利和风险隐患的高风险业务。

总体来看，我国金融风险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已经暴露的金融风险正得到有序处置，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现阶段风险趋势与突出问题

我国现阶段风险趋势与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个突出”“三个重大”“多个趋增”和风险表现形式的演进。

（一）“一个突出”

“一个突出”指的是信用风险。从2012年到2014年，货币政策不断收紧，经济放缓，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第一轮的信用风险。这一轮信用风险的突出表现是担保圈（互保、联保）的贷款风险和质押贷款的风险暴露。后者主要是由于在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扬的过程中，很多公司利用钢贸、铜贸等形式进行融资，在经济放缓以后，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导致这方面的风险不断暴露。

2018年，由于政策方面宽货币紧信用的特点，导致了区域风险有所上升。2012到2014年，南方特别是江浙地区的风险暴露更多，北方风险虽然有所暴露，但不是特别突出。到2018年，南方的经济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阶段之后，活力有所回升；但东北和环渤海等北方地区，由于在上一次经济放缓的过程中没有进行转型，因此风险开始大规模暴露。

资管业务方面，非标业务的信用风险的暴露比较明显，尤其是信托贷款和股票质押。信托贷款因为其成本较高，经济一旦放缓，企业的债务承受能力发生下降，信托贷款就会最先出现风险。股票质押的风险源自质押股票价格的大幅波动。在股市上涨的过程中股质的质押率走低，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不太关注，一旦质押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就会凸显出来，导致大量股票质押贷款出现风险。对券商而言，因为其在 2015年经历过一轮股票质押贷款的风险，所以在2018年这一轮贷款的风险中，券商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大多在股市下跌初期就果断停止甚至压缩了股票质押贷款的余额；而商业银行在资管业务方面新介入资本市场融资业务，缺乏风险暴露的经验教训，风险预警系统等方面的建设也滞后，在这次股票下跌中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随着信用风险的爆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也在不断增加。根据银保监会统计， 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41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超过了2018年的1.67%，为近7年来最高水平。

信用风险的 “突出”还有另一个表现，即债委会的成立。从2017年银保监会鼓励成立债委会以来到2020年1月，全国共成立债委会约1.9万家，其中债务人是民营属性的企业约1.4万家，可以看出在这一类的信用风险爆发过程中，民营企业的信用风险暴露是最突出的。债委会数量激增一方面反映出多地企业不景气、难以为继，存在信用风险的情况；另一方面反映出各金融机构在问题资产处理上趋于理性，愿意通过债委会一致行动，不盲目抽贷、断贷，在微观上有利于金融机构债权回收的最大化，在宏观上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银行业债委会机制逐步成为金融安全“稳定器”。

（二）“三个重大”

1、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在传统上更多的表现为未严格遵守内部程序导致出现风险，比如在贷后管理中没有严格按照制度去执行，最终主要体现为信用风险事件。但其实从最近几年来看，因人员、系统和外部事件造成的操作风险的不断增多成为了新表现。这也是国内商业银行认识不断加深的一个过程。因为操作风险本身的定义就是上述四种来源，以前大家都认为内部程序问题导致的信用风险事件是最主要的；但目前来看，人员、系统和外部事件也愈发重要，其主要表现为业务连续性管理、信息科技风险、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等。随着监管的重视，这几种风险慢慢地从操作风险中的一个方面，逐步上升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风险类别。如银保监会对信息科技风险就制定了专门的管理指引。

对于业务连续性管理，早期认识是信息系统中断后，如何在短时间内恢复和保障业务的正常运营。随后也意识到自然灾害会造成整个经营的中断，比如在遭受台风和洪水后，部分网点可能无法正常营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银行的正常营运，特别是不对金融消费者造成不利的影响，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之后，恐怖袭击事件也逐渐纳入进了银行的业务连续性管理。到最后认知到，所有的外部事件都有可能对银行经营的连续性造成影响。因此从银行的声誉角度和正常经营的角度，都需要有相应的预案。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是对银行业务连续性管理的一个考验。针对这类传染病疫情，为了在保证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正常提供服务，金融机构普遍采取了设立“AB岗”的方式，就是对业务连续性管理认识的提升。

对于信息科技风险，有几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系统升级后没有经过严格的生产性测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投产，就会经常发生比较恶性的系统崩溃或数据丢失、错误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系统的软件存在重大的失误，由于生产性测试的情景设置不完整，导致在生产性测试中没有测试出来，系统在实际投入运行后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第三个问题是在系统升级的过程中，应急预案考虑不周全。应急预案要保证升级过程不对外部客户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预案要对包括系统停止对外服务的时间、停止服务之前的通知以及系统升级完成后恢复服务的通知等考虑周全。第四个问题是在升级系统的时候要有一个回退的机制。这是与前面潜在的问题是相关联的，即如果出现了系统软件的重大失误或 bug，在系统升级后无法正常运行，必须要有一个应急地切回原来的系统的预案，至少能保证原有的业务或功能能够实现。英国TSB银行系统升级失败就是一个信息科技风险的典型案例。英国 TSB 银行是一家拥有540万用户的国际性银行，2018年在进行系统迁移的过程中，出现了 2000多个bug，在迁移后运行的第一天就有13亿条账户记录出现问题，造成银行系统迁移的重大事故。这一事故导致该银行最终损失人民币约9.2亿元，CEO引咎辞职。因此事件，其经营也陷入困境，在英国的86家分行被迫关闭。可见信息科技风险的防控在现在银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也是愈发重要。

对于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在银保监会发布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指引后，此类风险也成为了银行比较容易受到处罚的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有多种途径，比如外部犯罪分子入侵银行信息系统盗取个人信息、银行员工盗取个人信息、银行员工不遵守征信查询制度要求未经授权获取个人信息，以及银行员工因不遵守制度导致外部人员盗取信息等。这里也有多个案例，比如 2018年，某银行员工陈某利用职务查询客户信息并泄露给外部人员，导致银行被罚款20万元，陈某被禁止从事银行业；2020年3月，江苏警方破获特大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案，嫌疑人正是银行的员工。

2、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在原来没有被当作一个单独的风险点，但现在因为合规风险被处罚的事例也越来越多，合规风险已经成为银行进行风险警示的必谈话题。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合规风险监管处罚的重点领域包括信贷业务、票据业务和房地产业务（违背宏观调控政策）等。近几年监管处罚的一个特点是 “双罚”越来越多，不仅对机构进行经济处罚，也同时对个人进行处罚。2019年银保监会公示处罚罚单共计3,418张，处罚机构共计1,726家；处罚相关人员2,055人，共计处罚2,457人次，其中134人被取消任职资格，195人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所以从处罚的程度可以看到，合规风险也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大的风险领域。

3、声誉风险

在传统模式下，信息是通过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发布的，渠道单一，且主要是线性传播，对银行的反应时间要求不高，所以声誉风险是比较好控制的。在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负面信息相反是自下而上爆发的，即从一个点发起，早期的时候可能不太明显，但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可能就会快速爆发式地传播，导致在网络上形成很明显的热点话题。所以这要求银行有更前瞻性的目光，在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之前进行快速地处置。

在2020年有几个典型的实例。一是 “原油宝”穿仓事件在舆情上引发了较大影响。该事件发生后，5天内有关信息被自媒体传播发酵，成为新闻热点，连续一周登上微博热搜，点击量超过3000万，新浪字条搜索达到2000多条。二是某银行几年前推广某理财平台App，该平台陆续出现大规模逾期后被立案，自媒体至今仍在追踪事件进展，百度新闻评论超过7000条，排名靠前的负面新闻浏览量达1.4亿。可以看到，在互联网金融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负面信息发布的源头，因此很难对此进行控制。所以，如何进行舆情监测是未来一个较大的挑战，如何进行正面信息的引导也是未来银行的一个艰巨的任务。

（三）“多个趋势”

1、市场风险

在国内商业银行目前的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自身投资的债券资产和交易的衍生品因市值波动而遭受损失的风险。近几年上市银行的债券投资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比起十几年前有一个质的飞跃。其原因一是因为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二是因为银保监会对流动性监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保留较高比例的高流动性债券。

第二类是在代客衍生品交易中的风险。代客衍生品交易实际上是一个 “背对背”的过程，即银行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作为交易对手与境内的公司客户进行衍生品交易，同时另一端银行与境外交易对手或国内同业交易对手进行平盘。表面上，如果银行使用完全一样的条款，可以将两笔交易的风险相互抵消，似乎没有承担风险，但实际上银行承担了两笔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如果在这方面风险管理不当的话就可能衍生出声誉风险，比如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就出现了很多复杂衍生品的市值亏损后引发的声誉风险。

第三类是在理财业务中进行债券投资和衍生品交易的风险。这一类风险比较特殊，因为从法律上讲银行在理财业务中仅仅作为一个销售渠道，理财产品的实际风险应由客户承担。但实际上在产品出现风险无法兑付后，客户可能对银行进行投诉和上访，最后仍然可能导致衍生的声誉风险。

净值型衍生产品的亏损是近期关注的一个焦点。根据相关调查，截止到 2020年6月28日，市场上存续的净值型理财产品为18836只，其中有391只理财产品净值跌破面值，亏损幅度最大的达到40%。尽管亏损的产品只占总量的2%，但也反映出，随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净值跌破面值的现象越来越多，对投资者而言可能难以接受。因此，银行在从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向净值型理财产品转化的过程中，应该思考怎样逐渐对投资者进行教育，让投资者树立“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投资理念，认识到净值型的理财产品也会像股票一样存在价格波动。

2、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分为两个方面，即资产流动性风险和负债流动性风险，这两方面都可能导致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失控，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并且资产流动性风险和负债流动性风险是相互交织发生的。比如雷曼兄弟破产的核心原因就在于资产流动性和负债流动性严重不足。在资产流动性方面，雷曼银行持有大量流动性差的次贷债券，在次贷危机冲击下，这些债券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完全丧失，雷曼无法迅速出售债券、回收现金。在负债流动性方面，雷曼以持有的次贷债券为质押向同业进行短期融资。在这些债券价格下跌时，同业要求其追加抵押物或偿还融资，导致雷曼融资渠道枯竭。因此银行需要高度关注流动性风险。

此外，银行在流动性风险中要把握好度，既要避免流动性紧缺引发挤兑和破产，也要注重避免 “流动性淤积”对经营业绩的拖累。因为高流动性的产品一般收益偏低，它对银行的盈利性就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

3、国别风险

2020年以来，国别风险在疫情之下急剧增大。首先，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经济基本停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也陷于停滞，全球经济落入负增长区间。其次，中美刚刚签署的贸易协定因疫情无法落地。此外，地缘政治事件频发，美伊冲突、朝韩纷争、中印边境摩擦等对有关国家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根据穆迪的统计，2020年以来，有21个国家主权评级被调降或纳入负面观察，这也说明国别风险在将来需要被重点关注。国内的商业银行一方面在国外有众多分支机构，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国际业务，包括跨境的银团贷款，都会受到国别风险的影响。

4、洗钱风险

从反洗钱的处罚情况来看， 2019年人民银行开展了658项反洗钱专项执法检查和1086项含反洗钱内容的综合执法检查，处罚违规机构525家，罚款合计2.15亿元，同比增长13.7%。其中处罚银行业违规机构422家，处罚个人690人，罚款合计1.54亿元。过去很多人认为洗钱风险是只存在于国外、离自己很遥远的一种风险，但从中国加入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后，国内的金融机构也需要逐渐去面对洗钱风险。

（四）风险表现形式演进

现阶段的风险表现形式表现为衍生转化、叠加交织和负向强化等特点。

衍生转化表现为，上述多种风险随着市场发展不断衍生转化，最终多集中体现为信用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各类风险都高度重视，才能最终管控好信用风险。比如在复杂衍生品交易中，市场风险可能转化为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进而由媒体的报道可能转化为声誉风险，而交易对手向监管投诉则可能进而转化为合规风险。

叠加交织表现为，伴随复杂交易产品、互联网金融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等因素影响，一个风险事件往往是多种风险同时叠加。这也因此对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 “原油宝”穿仓事件中就表现为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互相叠加、交织。

负向强化表现为，各种风险的转化和叠加，对银行均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负面影响一般会形成负反馈，层层叠加，最后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将金融机构推入破产的深渊。比如上述提到的雷曼兄弟的破产就是负向强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因此，随着金融活动的日益复杂，监管的日趋完善，银行面临的风险也更加复杂，合规风险、声誉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复杂风险叠加产生，成为商业银行管理新挑战，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三、未来风险管理的思考

（一）加快五个模式转变

1、从边界管理到过程管理的转变

首先是风险类别的边界。根据巴塞尔协议，风险被分为八大类别，目前国内的普遍做法是将每一个风险采用一个牵头部门和多个具体执行部门的模式进行管理，但是，从实践上来看，不同类别的风险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不同类别的风险的管理不应各自为政、划分界限，而是应该各部分相互配合、积极管理。对不同类别的风险试图划分清晰的边界的努力不仅不利于银行统筹管理风险，反而会导致条块分割，使不同风险类别各自为战，风险管理的重叠和真空同时存在，严重威胁银行经营安全，同时也不利于监管从宏观层面对金融体系风险进行管控。 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对CRO（首席风险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过去强调风险类别的反思，即如何做到对风险既区分又整合。比如对于信用债券的风险管理，其究竟属于信用风险还是市场风险，在实际的业务管理中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有的金融机构对此采取了在金融市场板块中内嵌了风险总监的措施，这样就可以把信用债券的各类风险都纳入了管理的范围，形成风险管理的统筹，而不会由于两个部门之间的分割导致信用债券的价格大幅下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介入。

其次是银行内部部门的边界。由于不同风险的互相转化，加之银行不同部门面临不同的风险类别，传统的按部门划分风险管理职责的方式将严重制约银行风险管理效果，甚至可能拖延风险暴露的时间，错过采取措施的宝贵时机。除了上述提到的 TSB银行的案例外，高盛和瑞银在次贷危机中的不同反应也是一个典型案例。高盛有投资部门和交易部门，在次贷危机中其投资部门在一直进行CDO等与次级贷款相关的投资，但其交易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市场的价格已经发生了变化，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由于高盛的CRO会汇总投资部门和交易部门的有关信息，因此CRO及时根据交易部门的信息作出判断，对业务部门下达了压缩相关敞口的指令，最终成功的在随后爆发的次贷危机中避免了大额损失。但瑞银在处置次贷危机的过程中，由于部门分割和各自为政，甚至发生了有的部门在减少投资的同时，另外的部门在大规模增加投资，导致整个公司层面敞口增加，风险不断积累，最终遭受了巨额损失。这个案例提示我们，部门边界如果成为风险管理的边界的话，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2、从被动应对向前瞻性预判转变

被动应对简单而言就是对风险进行控制，即在风险已经发生，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前瞻性预判就是防患于未然，是风险管理中更高的层次。

具体而言，在信用风险中，被动应对就是在债务人违约后进行诉讼和抵押物查封，在债券发行人违约后举行投资者会议讨论债券延期或本息减免等；前瞻性预判则包括三个方面 ——识别有潜在风险时不介入；介入后加强现场贷后管理，及时发现违约迹象；通过大数据发现债务人信用恶化迹象，提前预警和采取相应措施。

在操作风险中，被动应对就是在发生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后，对有关流程进行重检，修订制度， “亡羊补牢”。前瞻性预判需要关键风险指标达到设定的阈值时及时对业务流程组织进行重检，查找风险点，在发生损失事件前修订制度，堵塞漏洞，“未雨绸缪”。

在市场风险中，被动应对表现为盯市、要求追加保证金、强行平仓等。前瞻性预判则是预判金融市场走势，暂停某类业务；或提高某类业务的保证金比例要求。比如上述的股质业务，券商在这一轮的贷款风险中做得比较优秀。它们在股价处于高点时，及时叫停了所有新增的业务，同时对老的业务加强了监测和要求追加保证金，比较成功地避免了这一轮的风险；但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只能做到被动应对，损失就较为惨重。

3、从对人的控制管理向人机结合控制转变

对人的控制和人机结合控制各有利弊。对人的控制有利之处在于有经验的专家能更好的识别和预警风险；也可以把专家经验内化为制度，在全机构执行。其弊端在于专家资源稀缺，知识不能有效传承；单一专家的经验不够全面；制度的执行依赖员工的理解，如果员工理解或培训不到位的话，还是无法对风险进行有效地控制。

人机结合控制的优势在于能够把多个专家的经验通过系统进行整合，形成模型，有利于传承专家经验；能够获取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更客观；把制度和流程内化在系统中，形成对人的行为的刚性控制。其弊端第一点是模型风险，即每个模型都有其适用范围，超出适用范围使用就会发生风险，因此对模型需要进行独立验证；其次，由于业务发展迅速，模型可能过时，需要提高模型的迭代速度。

4、从管理风险向经营风险转变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要追求滤掉风险后的收益，既不能一味地规避风险，也不能盲目地承担风险。要做到这点有几个前提。

第一是要有强大的、统一的信息技术平台和数据库支撑。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对一家商业银行而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和数据库，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第二是要有完善的尽职免责制度体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体系，可能业务部门不愿意承担过多的风险，风险部门也可能简单地对所有项目一票否决，最后导致的不是经营风险，而是各部门在规避风险，这也不是银行所愿意看到的。

第三是要有及时更新的风险计量和损益核算的系统。这既有利于风险部门精确测算每一个客户的风险水平和资本占用水平，为一线业务部门提供风险定量评估；财会部门也可以根据股东回报要求、资金成本等，综合测算每个产品的收益门槛，为一线业务部门提供收益测算依据。

5、从以资产业务为主的风险管理向涵盖业务、信息系统和员工行为等的全面风险管理转变

员工行为是需要着重强调的一个点。现在很多风险事件的发生是由员工行为导致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归结到信息系统中，另一些可以归结到操作风险中，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道德风险。对于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如果在有效的制度安排下是可以进行控制的；但是对于道德风险，员工是要有意识地去规避内部制度，就不是单纯的操作风险管理可以控制的，银行应该从加强企业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此进行控制。

（二）加强五个薄弱环节

1、信用风险防控

在信用风险防控中，第一要加强全流程授信管理；第二要加强风险预警的作用，实现 “早发现、早识别、早化解”；第三要研究建立保障配套机制；第四要制定重大信用风险处置工作应急预案。

2、操作风险防控

在操作风险的防控中不仅要切实运用好操作风险三大工具，即操作风险自我评估与控制、操作风险关键指标和损失事件收集；同时也要建立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库。操作风险事件库不仅有利于准确计量操作风险的资本，也可以用于更有效地去预判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库一方面要按照业务条线、损失事件、损失形态、风险成因、后果严重程度分类；另一方面按内部事件和外部事件分类。如果做到了上述要求，一方面可以为操作风险定性和定量分析提供数据基础；另一方面，能够有效识别分析事件发生频繁的业务环节，发现共性问题，有针对性提出管控措施。

3、市场风险防控

在市场风险防控中要强调 “总分协同”。传统上市场风险是集中在总行管理，但现在代客衍生品业务都是采取总行研发、分行向客户营销的模式，因此“总分协同”才能有效的对市场风险进行管理。总行要定限额、定制度，监控市值、监控对手；分行要规范通知、督促履约，及时强平、做好善后。

4、洗钱风险防控

过去大家觉得洗钱风险不是特别重要，只有当交易明确是洗钱事件之后才去上报；但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对此的要求愈发严格，凡是达到报送标准的事件都应该报送，因此对可疑交易的监控和报告也需要特别重视。

对于洗钱风险防控，第一要 “了解客户，真实开户”；第二要有明确的授权机制；第三要明确交易监测范围以及实时监测的监控名单范围；第四要制定并执行清晰的客户接纳政策和程度，明确禁止建立业务管理的客户范围；第五要对高风险客户或高风险账户持有人采取强化措施。

5、国别风险防控

对于国别风险防控，同样需要 “总分”的良好配合。总行要设置限额、合理分配、密切跟踪、及时更新评级；分行要提高重视度、具备敏感性、关注国家及总行风险测算。近期关注的国别风险主要有以下三大类。第一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风险；第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大宗商品波动风险；第三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

 

来源：TGES2020周末在线系列前沿讲座（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