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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要谈新发展格局下的固定收益业务投资与风险管理，首先要问：什么是新发展格局？
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定调，加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关解释很多，大家知道的就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互相促进。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方面做得已经非常不错了。不光是设计上，也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超大型的经济体，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是用市场来换技术，现在我们用市场来做自己的技术，并用自己的技术、制造业、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是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立足点。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说，我们在规模、结构和质量上，要与我们总的国家战略——双循环战略要匹配。资本市场的发展作为双循环战略中关键领域之一，迎来了很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很多的挑战。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债券业务和投资风险管理方面的一些体会。说到债券业务，即：固定收益业务，我国的国内债券存量规模是增长得非常快的。我国的债券规模从2010年的20万亿到2020年，10年增长了接近100万亿，年复合增长率将近20%，其中还不含同业存单。如果再展开这个比例，信用债的占比是逐年攀升的，最近几年基本上超过50%，且趋向稳定。
从品种来看，我们不能单一地发展一个信用债，品种需要多元化。例如：投资时不管是资产端或是负债端的多元化，机构会比较稳定。国内的债券投资品种不断丰富，产品也日益完善。我曾经做过中美债券市场投资品种分布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债券市场的投资品种，包括：货币工具、利率债等基础的品种，以及短融、中票、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私募债，还有最近几年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比如说ABS（资产支持证券）、同业存单、定向工具等新品种。但如果仔细来看，实际上我们仍然是以国债、地方债和政策性银行债为主。财政部、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也一再强调国债、地方债、政策银行债的市场一定要保持稳定，做好风险防范。
同时看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是老牌的金融大国。在电子支付方面，美国的应用范围和场景都较小，且面积较窄、深度较浅。此外，在金融的创新领域，特别是金融科技领域，例如：数字货币、数字化工具、业务、前一阵子比较火的区块链概念，以及一些金融领域的办公，甚至AI应用到元宇宙场景等等，这个方面我们确实是领先的。但对于传统的金融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基础知识、人的理念——就像前面牛首席讲到的风险管理的理念与业务的关系等，还有一些长期沉淀下来的经验、做法和工具，以及长期建立起来的庞大网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美国的债券市场主要包括：国债、市政债、公司债、联邦机构债、货币市场证券。此外还有例如：在次贷危机期间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住房储蓄机构所发行的房贷相关证券以及一些非房贷资产支持证券。其中，国债、公司债和房贷类证券是绝对的主力。
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要适应国家的双循环整体战略来抓住机遇，尽快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竞争力并占据席位。国内的债券市场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品种来看，近十多年已有非常大的飞跃，品种也日益多元化。但大家也能看到存在的风险，特别是近期债券市场的违约个案增加，导致市场上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在增加。
例如，河南的永煤集团——一家大型地方国企，2020年scp003号未能够兑付，毫无征兆地宣告违约。这个事件引起了债券市场的连锁反应，加上之前的华晨宝马、方正、紫光还有其他的一系列违约事件，使得从业者对于国内的信用债市场产生了极大的担忧。为什么我们比较看重永煤？因为它与河南能源有个将近300亿的债券交叉保护条款，所以它一旦发生交叉违约，对于永煤以及其他企业的短期集中兑付压力将是无比大的。当然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事件得到了妥善地解决，之间曲折也比较多。特别是在去年证券市场违约个案增加、市场反应比较动荡的信用环境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专门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要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中央作出决定，认为“近期违约个案有所增加，是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会议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即：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信号，点名指出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实际上后来大家看到永煤事件相关的金融机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被监管调查了。永煤等违约事件对于市场的冲击主要是市场担心风险传染和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强调提高政治站位、督促各类主体履行责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确立‘信用’债市的重要地位。
事后回头来看，当时第四十三次会议的定调促进了债市信心的明显提升。如今我们再来看，证券市场的违约情况明显改善。包括最近财政部、发改委等发文，都说要将地方债（地方企业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注意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国内债券发行中的主要品种，要把责任压实到各个地方的一把手。各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要对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起到主要责任、要问责，这就说明已经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以及稳定性的高度。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实际上今年永煤事件以来，债券市场的环境改善良多。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前阵子的华融事件，华融在香港的投资者就非常担心。华融事件对香港的冲击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妥善地处理，那中国国企在香港市场的融资渠道将会受到打击，且债券融资的价格也会有所提高。所幸，在上个星期华融终于算是把问题解决了。华融出面回应称是一千多亿的损失、各种各样的资产重组、变卖、引进战略投资者、包括中信为主的大央企可能参与等等。这次事件得以圆满解决，但是教训是巨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看债券市场、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在新双循环发展理念下如何打破国内外债券市场差异，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与考虑的事情。
实际上，我国的债券市场以ROE衡量的盈利能力与评级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在中国，投资级别债券的平均盈利能力AAA+最高，其次是AA+。AAA级别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仅略强于AA。在美国，投资级发行人中，A级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平均最高，高于其他高评级和投机级主体。而我们这边差别就不是很大。所以在看我们的评级的时候，换言之就是我们在做最近的一些债券投资的工作时，要一分二、实事求是地看。作为投资端的人士来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相关性不强，所以就要对评级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在发行人的资质对比方面，特别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平均而言,央企的信用利差明显低于地方国企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市场对于民企的平均风险定价要求是最高的。民企比央企定价高40-120BP，比地方国企高20-100BP。实践中，投资人对具有国企背景的企业更加偏好，部分原因在于市场认为国企的股东背景意味着企业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即使发生信用事件，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
实践中，就华融事件而言，华融为什么在香港发了那么多债，仍然能够有一定的市场，价格相对于其他的民企而言还要更高？其实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华融是财政部作为大股东控制的一家中央金融企业，它的背景是国家信用或者财政部的信用、央企的信用在后面作为支撑。而且，更深层的含义是对于中国的投资者而言，国企股东的背景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政策性支持。且在发生信用风险事件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好的化解。我们做银行理财的朋友知道，早几年基本上银行理财是保本保息的，尽管在宣传材料上没有这么说，但是实际上保本保息基本上是我们认定的概念。但实际上，现在刚兑的理财理念已经开始得到缓解，至少如果息付少了，大家也没有从前那么不解了。
在各市场特征不同的体制下，美国市场利息保障倍数、现金流保障倍数、流动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与评级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平均而言评级反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信息，因而基于评级的利差分布也合理反映了发行主体的信用风险。当然大家可能会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这个评级机构不是像今天所说的这样。但那是特定时期的问题，美国的监管机构，实际上包括国际上的监管机构都是做了大量的补充、打补丁的工作，包括BASEL、FSB等等。危机以后来看，评级规范化做的越来越好，而实际上国内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光是发贷平台，最近在搞大数据安全的时候，讲到个人信息在信用评级中的利用，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影响的不光是一个企业，而且是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评级要能够反映、发现主体的信用风险。
因为中国市场中国信用主体的评级结果以及市场给出的利差结果与发行人的规模、股东背景有更强的相关性。所以一旦国企刚性兑付被打破，我们可以想象到目前的利差体系将会重置。国内信用风险事件逐渐显露，在各方博弈下，从投资者、监管再到市场，实际上公募债刚性兑付不断遭挑战。近期永煤等违约，国企背景信仰遭到挑战，而相应溢价并没有显现。可以看到，随着民企的违约增多，民企实际已经给出了一定的溢价。从整体而言，与美国市场相比，中国市场的整体风险溢价水平被严重低估。中国的近几年违约公司的数量，还有它们的一些利差关系都能够说明该问题。
在这些隐忧，即刚兑不断遭到挑战的大背景之下，国内的信用事件，特别是一些民企、最近分析得比较多的一些地方政府信用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以及其他平时关注较多的风险领域的总体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们最近讨论较多的，比如：恒大地产、花样年华、中原地产等，都会多少对我们的固定收益市场产生影响。
从数据来看，比如说2020年新增的违约债券就超过117只，违约的金额接近1500亿。且继18年以来，2020年已是连续第三年违约金额超过1200亿元，信用债违约常态化趋势日益凸显。我们讲到风险管理的时候，包括固收市场分析的时候，要充分意识到，在经济长周期下行趋势中，实体企业抗风险能力本就偏弱，新冠疫情冲击面广，部分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进一步弱化。特别是没有国企、央企背景的中小企业，在新冠疫情等的影响下，其融资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都将进一步弱化。
中美利差对比来看，美国投机级的BB有接近500bp的利差，我国对于信用利差的定价仍然偏低。
我们的判断是：利差随着我们改革的深入，中国跟美国、跟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利差，尽管目前定价偏低，但是肯定会逐渐地合理化。当然，我们在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国企等债券发行人资质恶化，但市场定价缺乏对其中信用风险的定价，更多的是对其背后隐性担保的信念。随着国企债券的违约，刚性兑付的信念势必受到更大的挑战，未来其信用利差将更趋合理。
华融尽管变成了垃圾债，包括前面的永煤也有这种情况的，在毫无征兆地宣布违约时，应该有不少投资者趁此机会买进，其实就是看重政府的背景支持。由于华融是中央金融企业的背景，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四大全国范围的AMC中是老大，规模超过信达、东方、长城。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中其背景、规模、行业龙头的地位，所以信用风险大家往往就容易低估。
再比如今年，恒大现在有12万多的员工，在全国234个城市有将近900个项目。当然恒大的流动性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的战线拉得长、摊子铺得大。恒大旗下有汽车、网络、健康等等，主业逐渐地淡化了。另外恒大的战略早期是聚焦在重点城市，后来最近几年就是区、县、三线、四线城市而不是一二线了。在中国房地产进行大调整的趋势下，上周央行副行长明确还是说要保持流动性、适度规模、不能放水。同时强调，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不变，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投资的，它的投资属性我们需要严格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根据7月、8月份的数据，中国房地产贷款的规模实际上已经是连续6个月下降。在几家头部房企都有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中央仍然决定房地产政策不变，这时恒大在市场的信用风险的评估就很关键。所以我们要结合恒大的地位、行情、基本面以及宏观政策来看，它跟华融是有区别的。
自市场刚兑打破以来，评级下调明显增多。随着评级市场的调整，评级规范和合理化将会带来利差水平的合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评级，特别是一些经营比较好的民企，它的这个评级会体现出它的盈利能力，会体现出它的一些小的方面，例如：企业的现金流等等。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在做投资，特别是固定收益债券投资业务的时候，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对于中国的债券市场，我们要抓住经济双循环发展的机遇，聚焦“十四五”规划，持续巩固和做强自身投研能力、产品开发和销售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运营和信息化水平，共同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规范化发展。
与美国相比，我国目前AAA类信用利差在60BP左右，AA-信用利差则可达300BP以上。美国这投资级和高收益债的信用利差分别为170BP和650BP，显著高于国内水平。总体来讲，国内的信用利差仍处于偏低水平。市场容量扩大，产品多元化、违约常态化、市场化之后，利差水平的定价也将更加成熟。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包括产品、市场、评级体系，都需要时间去消化它，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信用债市场起步晚，市场容量偏小，特别跟欧美发达市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未来仍有扩容的空间。企业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比例在逐步提升，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有较大上升空间。主要体现到我们前面说评级的问题、定价的问题、周期性的问题等，这些都会造成我们信用市场的规模发展相对来说稍微慢一点，所以判断未来明年仍有较大的扩展空间。
在经济双循环、中美贸易摩擦、科技方面的竞争、新冠疫情、国内的经济转型调整，以及信用评级主体改革等的大环境下，固定收益风险管理应该怎么做？
2020年以来的市场表现和以往很不一样，全球遭遇了罕见的“新冠”疫情的冲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的控制，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2018年至2019年民企违约潮后，2020年下半年多家国企先后债券违约，掀起中国债券市场第三轮违约潮，信任危机迅速蔓延，弱资质地方国企债遭抛售、二级市场债券大跌、债券型基金被赎回净值大跌、投资机构全面风险排查。投资者信心受极大打击，市场恐慌情绪高涨，造成债市的流动性冲击，严重影响市场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觉得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从中长期看，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期，信用风险局部发生是正常现象。
固定收益类资产始终是金融资产配置大头。在低利率及信用风险环境下，要有哪些应对措施，如何避免风险恶化，减少风险中的不确定性与损失？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持续加强信用风险管控能力建设是金融机构投资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1.投资风险管理面临的难题
固定收益业务风险主要分为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合规风险和投资风险。其中，流动性风险又涉及债券投资与现金管理业务，以及组合封闭与开放、杠杆水平、管理规模、交易能力、市场规模和深度、系统集成能力等因素也都必须关注。
信用风险涉及到组合的本金安全。一般来说，我们无法杜绝，只能度量。合规风险涉及到利益输送的防范、对价格的真实性的监控，其中公平交易的监控是关键。投资风险则涉及到投资团队业务能力的情况。
面对后疫情时代利率长期下行的趋势，资金运用方面风险管理面临着三个挑战：
一是我们面临的压力来自投资业绩，对于风险管理的标准，是选择短期还是长期？一个项目放到评审人员前面，总是希望投资业绩高，考核就好。但实际上从某种情况来看，这属于短期的看法。因为项目考核和风险管理的标准不一样，风险管理是系统体制或者企业内部长期积累下的标准与文化。有的企业为什么风险管理做得好，就是因为其标准始终统一、可持续。大型国有银行与小型城商行相比，办同一个项目，整体的风控流程、文化、体验是不同的，这就体现了长期积累下来的标准。
二是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下，风险管理标准是否一视同仁？权利和标准听谁的？有的项目比较急，或者有一些特殊背景的项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维持一致性？
三是业务边界重叠和管理效率。例如：公募基金和专户管理协同效率和管理成本是不一样的，公募基金面比较广。还有就是投资和交易的重叠，平衡规模与管理成本、指令的模糊性等。
2.风险管理的作用
资管新政顺应“双循环”发展格局新要求，在货币基金新的管理条例对行业的影响下，监管趋严（久期、浮息债、信用评级、流动性指标、偏离度不对称监管、赎回费设计），未来行业风险偏好会下降。同时，在利率中枢逐渐下行的环境下，投资收益率、风险和偿付能力压力不断上升，此时如何去进行风险管理？
首先，要始终认识到投资风险管理能力是资金运用的核心竞争力，坚持高标准的风险管理并不是“找茬”，并不是想把业务拦下来，实际这么做也是为了业务部门更顺利地开展业务。只有建立高效、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才能使金融机构更为顺利地开展业务、扩大规模，这同时也是赢得投资人信任的基础条件。
其次，金融机构的超额收益直接来源于管理风险，或许有人认为超额收益来源于投资能力，但至少管理风险是持续获得超额收益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最后，“活下来”对资产管理业务最重要，纵观资本投资的历史，就是活下来的历史。在如今利率中枢下降、流动性较为宽松，且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的情况下，对我们做固定收益投资为主的行业而言，能够保持一定的收入水平、生存下来，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而对于如何活下来，风险管理水平比投资能力更重要。
固定收益风险管理一方面是固定收益投资风险管理，例如：债券投资具体应该关注的东西、信用风险团队量化压力测试、合规风险要关注什么等；而另一方面就是现金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
1.现金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关键：主动管理、前瞻、有权威的内控体系
现金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关键在于建立一个主动管理、有前瞻性的、有权威的风险管理内控体系。金融机构投资管理业务内控体系需要体现对负债端的管理、体现对业务过程的管理（重视过程、反思结果；不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体现对整体风险的度量（不仅仅是守住底线）、体现分类业务的风险特征、体现平衡的理念及体系架构、体现基于平等的专业性、简洁度。投资管理业务内控体系的基石是一种对平衡和自我约束的信仰，是管理理念、价值观的体现，充分运用符合大数定理的统计数据（尊重经验），达到自我约束和组织制度的制衡。
2.现金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核心：流动性指标体系
金融机构重大灾难的路径形成几乎都指向流动性问题。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08年次贷危机中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出现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找不到流动性去兑付一些市场比较恐慌的投资者或者交易对手。如果能够应付过去，那么有可能他们就能迎来时间喘息，即：以时间换空间。当然今天来看这不一定讲得全面，因为归根结底，次贷危机的根本性问题是：评级机构对底层资产做了过高的评级，同行也不负责任地把其包装起来，卖给不懂产品的投资者，从而造成整个市场的虚假繁荣风险。
包括恒大也是一样，恒大当然也有基础性的底层的问题，包括战略的失误等等。但目前来看，恒大最亟需解决的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在投资者见面会上，许家印表示哪怕一无所有，也要兑付给投资者。华融也是一样，其一直下跌就是因为有几笔到期的美元债，大家担心他没有充足的流动性，因为市场不信任他了。这就是所谓：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有效的流动性指标体系要关注以下几点内容：
一是估值的方式、组合偏离度（流动性关联）。在选择偏离度的时候，例如：中度压力测试或者重度压力测试时，我们究竟选哪个点？一些基金经理认为2016年底的情况可以作为中度压力测试，重度压力测试可以追溯到2013年市场的情况。我们也特别关注机构中占比高的货币基金的重度压力测试的情况，比方说低于0.3%就要提供说明、调整组合了。再看偏离度，如果是达到0.25%、0.5%的情况，就要进行调整，并评估发生的可能性等等。
二是压力测试指标数据的依据，这需要长期实践的积累。
三是组合收益的合理性。既要看到压力测试和偏离度，也要看到组合收益是不是过高、过低以及其他的情况。
四是内控标准与业务规模之间的管理曲线，即：各种指标的内在逻辑。例如：财险的久期是比较短的，一般为一年两个月左右，所以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其特性。但又不能完全假定一年的久期，这样收益就提升不上去，所以要考虑合理性。
五是内控体系的有效性与投资判断的准确性之间的关系。毕竟我们作为投资管理人或审批人或信用评审人员，其实都是在结合自己的经验做判断。肯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充分关注到这个地方，尽可能避免出现这方面的差错。当然如果从流动性指标来看，还有不少指标，比如说：债券资产的比例等。
3.现金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重点：交易对手及抵押品的管理
现金业务管理方面的重点是交易对手以及抵押品的管理，而金融机构往往疏于管理这一业务风险。
质押式回购业务的风险管理，实质是关于交易对手的授信管理（本质是对于交易对手的信用级别分层）；抵押品的管理反映的应该是市场风险的改变量（比如利率、信用利差）。投资管理人应分析存款、CD集中度，特别关注总量占银行净资产比重，高杠杆银行存款情况。同时，还要分析各评级资产占比，关注信用风险和各评级影子偏离度。这一块过去我们可能重视得不够多，但现在如果各家机构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其重要性，那应该会是非常好的情况。
4.现金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总结：持续做正确的事
历次金融危机让行业体会了人性的宿命和恐惧，体现了我们对风险的敬畏。时间证明历史是会重复的。面对危机处理，我们对市场演变进程的预判对错已经不重要了，是否遵守既定的纪律成为了能否活下来的关键。个人和平台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在危机发生时才有深刻的体会，在信息极度透明的时代，信任感的灭失就是一瞬间的事，雷曼兄弟就是这样的情况。
投资风险管理，特别是我们做固定收益的，一定要结合国内市场实际情况和监管要求，灵活运用成熟市场的有益经验，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例如：在资产负债管理上，鉴于国内长久期固收资产缺乏、资产负债缺口较大的实际情况，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匹配策略，不能刻意追求资产负债的完全匹配。一定要清醒认识到，尽管欧美市场对资产负债管理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工具，但我们在运用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
围绕前面的一些理念，在现金管理方面有几点是大家需要关注且加以思考的：
一是现金管理业务发展模式决定了业务的风险水平。业务端的发展决定风险端，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约束下寻找最优。现金管理业务本质是在“既要、又要”的选择困境下管理流动性，客户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危机发生时的风险等级和差异化管理的思路。投资管理人应积极思考组合正偏离场景，预设对于可提前支取存款的看法，包括配置标的和流动性；同时，业务决策者在规模、业务模式选择上要有定力。要清楚地看到风险管理模式实际上跟业务是要匹配的，不是业务端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改变。
二是高效、完备的内控体系为防范风险的保障。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推进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新资本协议实际上是整个金融投资的风险防控，不光是针对银行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内控体系建设的工作。金融机构应加强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严格遵守组合投资纪律，坚持原则，不抱侥幸心理。包括资本充足率管理、合规管理、公司治理、具体的压力测试，以及恢复与处置计划RRP(Recovery and Resolution Plan)。决策层要重视压力测试，压力测试不是摆设，重度、中度发生概率远高于预期，必须度量风险的危害程度及发生的概率，有危机处置预案，包括恢复与处置计划（RRP，Recovery and Resolution Plan）。RRP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预案，即发现重大危机的时候怎么做。过往危机一再验证，团队纪律、内控体系和平台效率等决定金融机构投资业务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三是主动和被动的业务管理模式。金融机构投资业务规模与平台效率有关，其本身不是管理的目标，而是管理的结果。例如：周转率等指标本身不是管理目标，而是管理的结果。投资业绩不仅仅是排名，还涉及专业分工和个人能力的结合。风险控制强调的是均衡，形成尊重内控的管理文化；高标准的内控管理绝对不是业务发展的障碍，而是限制极端的偏离。我们不是消灭风险、消灭不确定性，我们也不可能消灭，而是把它淡化，做好准备。例如：保险实际上是分散风险，并不是消灭风险，把风险分摊到能够承担的人、或者应该承担的人身上。而期货实际上是转移风险。所以强调风险管理跟业务的配合，实际上就是强调均衡的情况。应鼓励管理环境宽容、激励质疑和定期反思复盘的文化。高效的业务管理模式的选择是要在业务发展速度和稳定性之间做出权衡，要明确业务目标，了解自身业务是否具备规模效应。我们要不断地反思我们可能出现的问题，敢于在速度跟稳定性之间作出选择，敢于在极端情况下把它控制住。
桥与栏杆的故事可以体现出风险管理的作用。桥上都有栏杆，但我们根本没有关注。而假定桥上没有栏杆，我们就不会大大方方、稳定自如地走过去。所以，风险管理是为了让你更顺利地走过去。
最后，在我们当今面临的情况下，要对风险管理的作用、环境与业务的配合有认识。在具体到固定收益的时候，特别是现金管理业务风险管理时，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够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或者其他企业的，要有自己的风险文化。如今，风险管理人士所面临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责任编辑：张语婷）
来源：TGES2021高级研讨会：金融集团全面风险管理（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