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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定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陈忠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TGES平台发起人
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是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从最初开始就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并且其还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俄罗斯短期内抛弃计划经济，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转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存在天壤之别。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注重风险从上而下分散，国家不是风险承担的主体，风险承担的主体是市场参与者。各种风险以资本为限，分散到各个市场经济主体去承担，各个主体通过资本约束进行风险偏好的界定来确定其未来发展。中国的风险管理体制呈现出的是往上集中的特点。尽管往下分散的机制也在形成，但总体上来讲，我们还是倾向于风险往上集中。例如，刚性兑付就是把老百姓投资的风险都集中在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大多是国有企业，这样风险最后都集中到政府。
风险往上集中实际上是中国转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点，这就形成了经济主体风险偏好与风险的承担能力的不匹配的问题，即政府部门本来是低风险承担者却成为了高风险承担者，且本来可以承担高风险的投资主体由于刚性兑付等情况只愿意承担低风险。中国的特征是风险是往上集中的，而且政府相关部门也有承担高风险的意愿，因此如发展高铁、新城等项目背后都是依托政府，这些项目在财务上往往都有着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
中国转制过程中的中国特色问题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风险管理理论存在一些偏差。很多人经常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进行分析，而中国国情是混合经济，两者是结合的，而且创造了40年改革开放发展的世界奇迹。所以我觉得中国发展的奇迹和金融风险控制的奇迹是源自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以及存在的经济金融问题，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和混合机制进行分析。
风险治理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风险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关于公司风险的责权利基础关系的安排，包括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决策及其监督制衡机制、三道防线和CRO及风险总监体系、薪酬机制、问责机制、外部监管机制等。战略是对长期性根本性问题的安排。风险战略是对风险及其管理的战略性安排，包括对战略风险的应对。战略风险和风险战略在逻辑上是两个概念，但是其内容上有很大的重复性。风险战略意义重大，其要求机构对中长期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变化进行有效应对。如新冠疫情、元宇宙、区块链等都是新的战略性影响。风险文化是机构对风险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文明表现，主要影响因素包括风险治理、风险战略、风险理念、商业模式、管理制度、重大案例及事件等。
定性风险管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治理战略和文化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但是定性风险管理在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中相对不受重视。风险治理、风险战略和风险文化更多是依靠定性的方法解决问题，其是定性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注风险治理等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其是现代风险管理发展的软肋，其在现代体系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其往往是重大问题和灾难的根源所在。例如在金融危机等问题上的应对失误都是风险治理、战略和文化等方面的缺失。同时，级别越高、资历越深和管理范围越大的管理者越发重视风险管理和风险治理的重要性。
我认为次贷危机实质上就是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危机，即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金融体系在风险管理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缺失和不足。很多人依旧认为次贷危机是银行家变得贪婪、金融产品变复杂等原因造成的。但实际上，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银行家一直保持其贪婪的本性，只是其在次贷危机中表现出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问题。按照李祥林教授的观点，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叠罗汉叠到十几层之后摔下来的错误，即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没有控制好的情况。金融产品一直是在走向复杂化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回顾金融产品的发展，最早期由贷款发放发展到股票买卖，而后又基于基础金融产品派生出众多金融衍生品，而且未来金融产品肯定会继续走向复杂化，这是自然规律，其并不是导致次贷危机的根源。在次贷危机前二三十年是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因而也不是风险管理技术落后造成了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其风险战略、治理和文化方面的缺失。从风险战略层面来看，次贷危机之前次贷相关产品具有庞大的规模，而没有人从相关产品的可持续性、风险度进行系统性管理，这是战略上的失误。资产证券化大规模发展之后，其导致了风险转移，而风险转移加大了市场关联，进而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加大，这些也是战略性、结构性的变化，即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20世纪80、90年代，信用风险、市场风险量化手段突飞猛进，很多机构认为只要把风险测算出来、定价合理，就可以将产品卖出去且实现风险转移，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自信，进而造成了战略上的发展陷阱。危机之后，和风险战略紧密相关的风险偏好管理得到反思和加强。在风险治理方面，高管高薪及其内在期权激励机制使得高管帮助企业盈利时能够获得较多的提成、而亏损时仍能拿到可观的工资。这使得高管更加倾向于在市场上承担风险，而这是治理上的显著风险因素。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都加强了对高管薪酬的治理和监管。此外，如资产证券化等风险转移技术发展之后，导致银行对于贷后管理的治理机制弱化，也是重要的风险因素。次贷危机过程中，机构的过度投机、过度自信、量化至上、风险转移的风险文化的弊端体现，需要进行高度重视。如次贷危机之前，大家对于系统性风险重视不足，认为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把自身风险转移之后，自身资本金充足就可以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即各扫门前雪。但是，机构忽略了互相之间的影响，即系统性风险的意义。
包商银行的破产凸显出了风险治理缺陷带来的恶果。在中国这种问题不仅仅是包商银行存在，很多有民营投资者的银行里面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近期监管部门提出设置资本红绿灯，就是针对治理要进行改进的态度。而国有资本也有其治理方面的问题，包括提升效率和防范风险方面。
P2P在2010年前后飞速发展到2016年左右陷入困境，直至最后全军覆没。P2P发展的历程凸显出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和挑战性，聪明的人、充满的技术、聪明的钱和聪明的组织也无法阻止系统性覆灭。问题关键在于行业中的机构对于盈利模式和监管变化没有清晰的理解和认知，进而造成了战略的失误。
重罚康美事件主要改变的不是企业日常管理等问题，而是对公司治理、发展战略以及文化的影响。在重罚康美药业之前，很多企业的合规部门是在协助公司进行造假，以踩红线等方式对前台业务进行后勤服务的支持。在重罚康美之后，公司会认识到相关风险，合规部门将真正回归合规的功能。同时，康美事件的处理表示出依靠造假实现迅猛发展、进而谋求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会受到重大处罚，即投机和违规的文化会受到很大影响。
现代风险管理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注重量化。华尔街提出“如果风险不能量化和衡量，那么就不能进行管理”。从20世纪50年代的投资领域模型到70、80年代的衍生品模型再到经济资本计量模型等，都可以反映出量化风险管理发展的趋势，以至于有人提出风险管理到底是一个经验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在注重量化的背景下，风险交易转让的特点逐步显现。由于风险能够进行量化，进而金融产品可以定价，风险可以进行转移，所以大量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飞速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机构开始再次重视定性和定量相平衡的问题，在模型不当应有遭到了批评的情况下，模型风险管理也在快速发展。
现代风险管理从产品层面到组合层面，就是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到机构整体层面就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VaR模型；后来巴塞尔协议要求注重整体宏观体系的风险；2008年以后重视系统性风险；近期所关注的是ESG风险。现代风险管理是从产品项目到组合条线，再到机构整体，再到整体宏观系统发展的逻辑。ESG的内在风险逻辑是要控制环境变化风险，压实社会责任，而能够有效改变社会责任的主要工作抓手是加强公司治理，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的基础性作用。
操作风险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末，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引入操作风险权威定义，并由此开始传播，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在2004年巴塞尔协议II发布前对操作风险知之甚少。操作风险管理的兴起及其对风险管理发展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其对风险计量的作用，而是在于对风险识别和治理体系的完善。没有操作风险概念的时候，相关问题出现时就没有有效的方式和方案进行管理；而现在我们具备了完善的识别、衡量、管理、监管的方法体系，就能够有效处理相关问题。过去几十年操作风险管理的兴起实际上是源于操作风险概念的提出，而不是风险计量的作用。巴塞尔协议在过去20多年里是希望用现代风险的量化方法来解决操作风险问题。所以对于操作风险的资本计量也提出基础指标法、标准法、高级法等方法。但是在2017年巴塞尔委员会表示操作风险的计量准确度仍旧不高，如果强行进行操作风险计量资本计算，就会导致监管资本套利。所以现在巴塞尔协议Ⅲ和Ⅳ对于操作风险的量化要求没有那么高，更多注重组织架构、治理和文化对操作风险的管理。
风险治理、风险战略和风险文化意义重大，是现代风险管理技术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也是一些危机和重大灾难的根源所在。同时，其也是现代风险管理发展的软肋，需要各机构大力发展，并且注重定性和定量风险管理的协调统一发展。但是定性风险管理的发展道阻且长，需要依靠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来实现。
演讲稿整理：李全
责任编辑：张语婷
来源：TGES2021（第十七届）中国金融风险经理年度总论坛：风险治理、文化和战略风险管理（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