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四：如何看待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问题和批评？

陈忠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昨天发布关于《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哪里？》，刚刚又看到网络上有专家批评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照搬照抄”、“问题不少，风险不少”，以此支持马云的“风险和巴塞尔协议说”。显然，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成就与问题是并存的，昨天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没有展开分析，现在看来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多说一些， 这样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看待理解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

国际上对巴塞尔协议比较严肃和专业的讨论中，批评和争议主要表现在资本监管的技术层面：数量不够、计量不准、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不强、风险覆盖不够全面、模型应用存在问题（模型风险）、亲经济周期，等等。这些批评和争论都是国际金融行业对金融危机和巴塞尔协议的不足进行的严肃反思，推动了巴塞尔协议的不断修订和更新发展。

目前国内对巴塞尔协议的讨论大多在应用层面，而且据我个人经验，批评和质疑大多来自对巴塞尔协议不太了解的前台业务部门和跨界专家。2004 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中国正式拒绝巴Ⅱ》，在国际上导致了对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误解，在国内也引发困惑和争论。自此以来，国内关于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协议、不适应国情和不接地气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和挑战，也是最容易遭遇到的批评。问题在于具体国情差异到底在哪里？ 哪些可以抄，哪些不能抄？前文我们系统阐述了中国银行业资本问题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不同的国情）以及我们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目标定位和相应策略，在此不再赘述。

过去十多年来，总体上我们还是坚守了根据中国国情来实施巴塞尔协议， 抓住了建设现代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主线和本质，并没有为西方国家的风险数量和计量问题所捆绑和局限。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2004 年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才认为我们“拒绝”了巴Ⅱ。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技术层面，我们的确“搬“或”抄”了不少巴塞尔协议的内容。这是一个对外学习的方法和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不得不做的， 如同书法的临摹。在现代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和技术方法体系方面，这个“临摹”的过程可能还比较长。

二、风险管理“花瓶”和“两张皮”的问题

风险管理花瓶论是很长时间以来伴随我国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发展的一种常见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这种观点最早常见于针对“挂在墙上”的风控制度建设的批评。后来，在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过程中，银行为了开展风险计量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开始大量采购 IT 系统和咨询服务，然而一些项目效果不明显，甚至流于形式，主要用于应付监管合规和在上市路演中给投资者展示的“花瓶”，而对内很难为业务所用，不能与业务相融合，成为对内对外“两张皮”。

风险管理“花瓶”和“两张皮”成为批评实施巴塞尔协议的主要观点之一。当年我就曾为此专门撰写文章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风险管理的价值和效用， 批评了实践中风险管理成为“花瓶”的现象，更是剖析了由此将风险管理与发展对立起来，将整个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视为“花瓶”的“风险管理无用论” 的错误思想。

然而，后来在多年的和业界风险管理专业人士的交流沟通中我逐渐认识到，在我们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初级阶段，风险管理一定程度上成为“花瓶” 和“两张皮”有其必然性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一是由于巴塞尔协议所代表和反映的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的复杂性、专业性和系统性；二是由于我们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巴塞尔协议并非为我们量身打造。这两者都决定了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学习、模仿、研究和探索。

因此，我后来对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出现的一些“花瓶”和“两张皮”现象也予以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提出先有“花瓶”，“花瓶”也有“花瓶” 的意义，再求“水平”，在打造“花瓶”的过程中普及理念、锻炼团队、积累经验，逐步和国情相结合，具备现代风险管理水平。

三、投入太高，成本太大的问题

巴塞尔协议的实施确实成本很高，大量的人员、科技的投入，这在国际上也有很多的 “抱怨”。十多年前巴Ⅱ出台后欧美发达国家大型银行实施巴Ⅱ的预算一般都在 10 亿欧元以上。

然而，巴塞尔协议的投入不是单纯的合规投入，而是全面系统的风险管理建设投入。有效的风险管理建设投入显然是物有所值。不仅我们可以按照一般的业务风险逻辑设想这些系统阻止了一笔贷款违约或糟糕的投资，或者防止一次欺诈，拯救的银行财务成本就可能数以亿元计，更重要的是从风险管理创造价值的理论逻辑看，风险管理投入导致的能力提升是可以视同为资本的，即创造的价值。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巴塞尔协议下资本监管为加大风险管理投入来采用高级内部模型法的银行提供了监管资本激励机制，即在同一家银行采用高级法计量监管资本比标准法算出来的要少，这是监管部门给银行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开发内部模型计量风险的补偿和奖励。可见，资本不仅可以以资金形态存在，也可以以风险管理系统和能力的形态存在，巴塞尔协议都是予以认可， 属于“合格资本”的一种形态。

四、风险量化模型的局限性问题

巴塞尔协议和现代风险管理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风险量化及相关模型的开发和应用，也是实施巴塞尔协议工作中投入最大的部分。然而，风险量化和模型遭受的质疑与批评也几乎相伴而生。在现代风险管理强调“你不能管理你不能够量化的风险”的同时，“风险管理是科学还是（经验）艺术？” 也成为了现代管理发展面对的经典问题。在金融危机暴露出风险量化模型的局限性之后，“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模型是有用的”成为了量化模型拥趸者的经典辩护词。

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带来的风险量化和模型应用之争一点也不亚于国外， 甚至更加突出。由于市场不成熟、数据积累不够、管理中人为因素更多和改革环境中结构性变化多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风险量化和模型应用更加面临挑战。

然而，风险量化作为现代风险管理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和批评而发生改变，改变的是对量化模型技术应用的管理（如模型验证和模型风险管理的兴起）以及与定性风险管理的结合。相比于之前仅限于金融交易和衍生产品领域的金融工程技术应用而言，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过程中开展的风险量化和模型技术相关工作是我国金融机构管理现代化的实质性奠基工作，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五、实施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对巴塞尔协议实施效果不明显的抱怨除了实践中有些项目的确存在如前述“花瓶”和“两张皮”的问题以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大家（尤其是领导）对风险管理工作绩效的不认可和不能够有效认知。风险管理工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工作绩效不直观，这与前台业务条线那些客户数量、放贷金额和利息收入乃至盈利等硬核业绩指标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风险管理相关部门的工作成绩通常只能够通过制定了多少个制度办法、审批了多少个项目、上了多少个 IT 系统和开展了多少场风险教育来描述，而风险管理部门往往因为这些工作被视为“成本中心”或“说 NO 的部门”。

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这是自我国开展实施巴塞尔协议和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以来最常见的宣传口号，它曾激励了很多有志青年投入到风险管理工作岗位。然而，十多年下来，不少风险经理对此深感失望， 感到自己的工作在领导眼里并没有那么重要，发言权也不大，远没有进入“核心”之列。

风险管理工作绩效不直观的特点源于其本身特有的工作性质，即风险管理是创造价值的，而不是直接创造收益的工作。风险管理是通过影响收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来增加价值，这通常是不能够直接观察到的，理论上也需要复杂的计算，甚至要依赖各种假设。在具体的项目收益形成过程中，风险管理的作用往往被低估、忽视甚至误解，因为风险管理很难证明被否定的项目一定是赔钱的坏项目，也很难说明批准的盈利项目就是自己的业绩。相反， 风险管理部门很容易成为批准坏项目和否定好项目的“背锅侠”。

因此，在我们期待和评估风险管理的绩效和认识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效果时，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风险管理价值创造工作绩效不直观这个特点和挑战， 同时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长期性和整体性等其它特性，并在具备，甚至信仰现代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才可以合理认知到风险管理的价值和绩效。我曾经多次在业界讲座中说，实践中风险管理者的绩效，与其说是自己干出来的，不如说是领导看出来的。领导们的现代风险理念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感知到的风险管理工作成效。同样的道理，只有具备对巴塞尔协议和现代风险管理科学认知的人，才能够充分认识到实施巴塞尔协议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巨大效益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