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习来 建银国际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到2021年2月27号也就是昨天,全球确诊新冠病例累计已达一点三亿人,死亡人数达到了252万人,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两个数字每天都还在增长,为了应对这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各国不得不施行大封锁,经济生活由此陷入停滞,引发了上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向各国民众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全球经济前景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世界仍在努力应对疫情的未知影响,这场危机以无数方式扰乱了人们的生活,除了令人惋惜的生命损失之外,危机还造成数千万人失业,很多人因账单和房租忧心忡忡。值得庆幸的是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和人民以高效的组织能力和强大坚韧性,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让全球刮目相看。
时至今日虽然新冠疫疫苗已开始接种,但是介于生产运输存储等能力的限制,许多国家和地区仍受到疫情的困扰,无法如期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全球资本市场见证了史无前例的美股熔断及天量的货币灌水带来的V型反转。从更长时期的视角来看,新冠疫情事件甚至可能成为很多历史进程的分水岭。
封城和封关措施使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至静时刻”。在疫情的冲击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已经发生了质变,大家已逐步适应了线上通过视频或者电话会办公的方式,通勤时间舟车劳顿减少了,极大提高了效率。疫情的大流行引发了一波全球性深入各层面的反向o2o,从线下到线上,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消费、教育娱乐还是工作方式产品和程序,凡是适应这种转型的行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凡是不能迅速转型的行业都受到了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包括航空、旅游及高级餐饮这些需要线下直接运营的行业,都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一些适应网上运转的业务,包括在线教育、手游、社交团购视频会议和金融科技都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的在线教育在2020年寒假期间达到了2000万的体验人次,相当于2019年暑假的两倍规模。腾讯的手游业务在2020年上半年实现了实现了60%以上的增长。这是几点表面上的观察。
1、流动性泛滥
2008年债务危机以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四点五万亿美元,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之后,该规模稳定在四点五万亿美元左右,在2018年到2019年一度降到4万亿美元以下,但在2020年3月底全球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无限供给模式救市举措,就是零利率加上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创新的流动性供给工具来平息市场的流动性危机。2020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达到了七点四万亿,美元增长了三点二万亿美元,增幅达到了76%。另外欧洲日本央行资产负债的增幅也都在30%以上,至此流动性泛滥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一种新常态。但是现在这种流动性充裕是一种非正常且脆弱的充裕,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这也使得股票房地产等风险资产价格持续走高,全球资产现代泡沫化趋势凸显。随着疫苗接种,经济稳步恢复,非常规货币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可能将会刺破。
2、债务杠杆飙升
截止2019年底,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水平已经达到历史上相对高点。2020年为了抗击疫情,这些国家的国债占GDP比重又上升了15到20个百分点,这已经非常接近二战时期的历史峰值。在70年前,世界是通过战争和战后重建来降低政府杠杆率的。未来当全球政府杠杆率再次达到历史高位之后,这个将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主动或被动地去杠杆,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疫情给许多脆弱的低收入国家带来沉重的打击,其中50%的国家面临债务困境。全球疫情蔓延等事件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出现经济停滞,货币贬值,资金流动性发生逆转,从而进一步削弱其财政措施对经济复苏的支持和日益高涨的债务风险的管理。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内部还是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间,社会经济方面不平等进一步加强。
一是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过去十年,美国收入分配失衡进一步加剧,2007年至今,即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在美国各收入阶层中只有收入水平前10%的人净资产才是增长的,其他收入水平的家庭资产都在缩水。在1940年左右出生的美国人,收入水平超过上一辈的概率为92%,但在1980年左右出生的美国人,收入水平超过上一辈的概率锐减至50%,这说明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已经显著下降,也就是阶层固化。此外,相关数据显示在美国收入越低的人越没有医疗保险,学历越低的人越没有医疗保险,而这次疫情,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低收入人群来讲,冲击可能是巨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同时在各国国内,此次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因就业岗位,劳动者以及企业特点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有数据表明,在大多数国家,大学学历劳动者停止劳动的可能性低于大学以下的劳动者,工业和服务领域的失业率最高,这两个领域的工作最不适合居家办公。
第二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十分脆弱,新冠疫情等多个罕见的外部冲击相互叠加,给低收入国家造成重创,如出口急剧萎缩,特别是石油产品初级农产品工业品等价格下跌,资本和侨汇流入减少,侨汇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收入,但由于国家闭关和流动人员减少,大量劳务输出无法进行,侨汇收入大量减少,旅游收入下降,使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财政实力还是公共卫生水平,疫苗获得和接种安排上,都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后续的经济恢复上,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外部财政支持,才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当前全球收入分配失衡的严重程度可以与大萧条之后相提并论。而在大萧条后,全球的收入分配逐步进入相对均衡状态是因为二战爆发打破了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未来全球范围会不会再次爆发范围很广规模很大破坏性很强的冲突,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疫情爆发前,包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在经历世纪之交的波峰之后逐步回落,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不能回避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比较残酷的竞争机制,贫富两极分化,环境破坏严重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无法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找到一席之地的。特别是发达国家欧美中下层工人阶级,从全球化的支持者逐步变为反对者,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能够持续成功的人是少数,大量人因为各种原因而遭到淘汰。随着反对率的增多,各国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底层运动开始变得频繁。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法国黄马甲等。从上届美国政府成立并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为标准,欧美国家借机引领了新一波去全球化政治措施,造成了逆全球化客观消极的后果。在新冠疫情的叠加作用下,欧美的民粹主义受到了强刺激,以一种多年未有的激进方式展现出来,反全球化的声浪空前强烈,表现为反建制,抵制传统,敌视精英,仇富,排外。恰好疫情控制需要大封锁,契合在一起,面对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一些国家鼓吹制造业重新本土化,要在本土建立更加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振兴本国经济。特朗普声称这场疫情再次证明了把重要生产链留在美国的重要性,美国不能依赖其他国家,美国一些政坛人物还要求向美国企业提供补贴,让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美国。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市场上比特币暴涨,最高已经超过5万美元这个历史最高点,美国发生的散户对冲基金的事也可以看作民粹市场对金融市场的侵蚀,类似事情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
欧美日央行为抗击疫情采取天量放水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高度泛滥。泛滥的结果就是市场都在追逐优质资产,产生了优质资产荒,最后优质资产高估值价格贵成为一种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全球经济2020年除了中国经济是正增长外,其他发达国家都是负增长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创历史新高,各国股市估值普遍比疫情前高。这个结果从而进一步导致优质企业的估值,包括未上市的也水涨船高。另外由于各国央行购买债券,导致债券价格快速上涨,收益率下跌。这次资产荒最重要的是利率下跌导致的问题。
疫情发生以后,特别是各个国家都实行封城封关,居家办公成为新常态,金融机构线下经营停摆,商务出差停止,原有线下的营销推广活动、现场尽职调查和投后管理等都暂停。原有的业务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这就给金融机构业务的连续性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次疫情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全球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但全球金融市场表现非常亮眼。香港去年IPO创历史新高,募资金额在世界范围内排在第二,在纳斯达克之后。金融机构的业务都是正常运作,但是人员又不能到办公室进行全员上班,这对金融机构提出了巨大考验。所以很多金融机构都建立、启动灾备中心,启动各类应急机制,保证疫情下远程会议,资料传输,网络安全方面的需求。
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逆全球化趋势有所抬头,实体企业经营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侧的冲击,特别是交通、旅游、酒店等实体服务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金融机构对该类企业的债券、资产质量明显恶化。2020年国内信用债和中资美元债的违约也时有发生。这一波疫情会导致大量的企业违约,这个风险管理提示出,风险管理不是事后的管理,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资产组合,在危机中很难脱身。
在这次疫情冲击下,全球市场股票、利率、汇率商品价格均受到冲击,金融机构投资组合估值波动性及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疫情之下,公允价值也产生了巨大波动。2020年3月美国股市短期内连续发生4次熔断,4月2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下跌55.9美元,收益每桶-37.63美元,跌幅305.97%,历史上首次跌入负值。2020年3月全球债券市场也发生了巨大波动,很多金融因为高杠杆处于倒闭边缘。
疫情冲击下众多风险管理和合规工作无法在现场线下开展,将给金融机构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操作风险如何避免,交易信息、交易价格系统录入是否及时准确,交易业务都是在员工在家办公,如何保证交易信息准确及时,怎么验证,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业务审批如何保证客观严谨,监管合规要求如何满足。此外疫情也加剧了国外政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而为跨国机构带来了制裁等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风险。
疫情之下,如何基于动态信息做出决策,要将信息收集的效率及信息整合分析准确性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应采取主动应对“防火型”的管理模式,而不是被动应对的“救火型”管理模式。在疫情发生期间,要把意外做在前面,在业务决策方面,除了根据已有信息进行分析外,还需要进行动态的决策和调整,不断适应变化。本次疫情遇到的很多事都是超出我们认知的。对客户信用风险,除了关注企业短期经营情况和现金流,还要深入分析其长期融资能力和资金储备规划,以应对疫情之后逐步收紧的宏观流动性。
此次疫情时间给各大金融机构展示了开展压力测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通过压力测试识别出高风险组合,包括高风险行业、地区和产品,针对压力测试结果调整高风险组合业务策略,或者提前部署风险应对措施。二是根据通过整合的压力测试检验疫情对金融、财务风险以及资本的影响,调整或优化经营计划,进行组合调整或资本补充。三是检查疫情期间各类风险管理模型是否存在缺陷,或在极端市场情形下存在失效的风险。这一点特别重要,本次疫情,各国央行纷纷降息甚至采取负利率,原油期货价格波动甚至出现负值,部分企业违约急剧上升,都可能导致计量模型的失效,需要及时发现并进行调整。
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金融机构数字化变革和金融科技运用,一定会提速。在未来只有具备快速创新进化能力的金融机构,只有致力于提供嵌入生活,实时智能响应客户需求的金融服务,只有建立高效的线上业务体系和生态场景,只有根据客户数据深度挖掘客户需求进行精准营销,才能成功以金融科技的巧劲,推动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兼顾,成为业界的领导人。
对很多传统业务来说疫情是一场灾难,尤其是航空旅游餐饮,但疫情也让一批公司受益。与线下活动息息相关的行业在2020年受到巨大冲击,也有不少企业展现出强劲的商业模式、韧性、成本控制能力以及业务调整恢复能力。金融机构要主动把握双循环科技下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布局,包括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理念,第二要重视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的业务机会,国内生产企业面对境外供应商中断供货,需要在国内找国产替代,由此带来一定的市场空间。三是要进一步拥抱金融产品的创新,美国市场2020年全年SPAC上市募资金额达到830亿美金,与其他传统上市模式资金持平,现在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都在研究SPAC上市可能性。
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也加速了金融科技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我们不能浪费每一次危机给我带来的经验教训,要从中化危为机。
来源:TGES2021周末在线前沿讲座(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