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银行全球业务发展的风险管理挑战

吴颖兰  德勤风险咨询业务部合伙人

一、中资银行国际化历程及成绩

      中资银行股改上市后国际化进程显著加快，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资本实力雄厚。截至目前，中资银行国际化进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准备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可以说是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准备期，这一阶段特征为少量中资银行开始以代理行形式小范围、小规模地从事周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融资和结算活动。

      以中国银行为代表，1949年成立总管理处，逐步接管原有海外分支机构；1929年在伦敦设立代表处，是中国银行业在海外最早设立的分支机构；1950年共有11家海外机构，覆盖9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员工704人。

      在这一阶段，中资银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与2018年相比，2019年全球十大银行排名中，中国大行稳居前四，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银行。

（二）改革开放到股改上市前：探索期

      从改革开放到股改上市前是中资银行国际化的探索期，这一阶段特征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各大银行逐渐向海外扩展业务，由代理行模式扩展至自设机构模式，境外分支机构数量逐渐增加。

      其中中国工商银行1985年与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1992年在新加坡设立代表处；中国建设银行于1993年在新加坡设立代表处，1999年升级为分行，1995年在中国香港设立分行；中国农业银行于1995年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同时设立分行。

      在这一阶段，中资银行规模持续壮大，2009—2019年十年间全球一千大银行排名中，新增84家中国银行。

（三）股改上市至今：发展期

      从股改上市至今是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期，这一阶段特征为各大银行不断提高综合化经营水平与国际化综合竞争实力，通过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银行业已成为支持全球经贸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中，中资银行网络布局已经从国际金融中心向全球范围延伸，目前已有20多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覆盖全球五大洲。而国际化方式也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此外，境外业务增长迅速，多样化程度不断提升。2019年末，中国四大行境外资产总额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较10年前增长了5倍多。

      在这一阶段，中资银行资本实力不断提升，中国银行业的一级资本2万多亿美元，超美国约50%，总资产29万多亿美元，超美国约75%。

二、中资银行国际化经营情况

      以四大行为例，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布局相对集中于亚太、西欧、北美，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拓展重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为核心客户，业务模式较为单一。

      2019年，中国大行境外资产占比13.09%，境外收入占比12.25%，境外机构数占比19.91%，境外员工占比3.06%。从境外机构分布来看，中国四大行分布在亚洲的境外机构为101家，欧洲60家，美洲33家，大洋洲7家，非洲6家，合计共207家。

      与美国四大行相比较，首先业务结构上，中国四大行利息收入占比87.35%，美国四大行占比为55.59%；资产质量上，中国四大行表现优异，不良贷款比率为1.41%，美国四大行为0.47%；抗风险能力上，中国四大行拨备覆盖率及资本充足率分别为224.66%和16.51%，美国四大行分别为274.20%和17.18%。

      总体来说，境外机构布局方面，中国大行呈现数量阶梯化和位置集中化的特征，集中在亚太、西欧、北美地区，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拓展重点。境外客群结构方面，中国大行境外机构现有法人客户以“中国走出去”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贸进出口企业和其他各类服务商为主，对境外机构当地客群深耕程度不高。境外业务结构方面，中国大行平均集团利息收入占比远高于美国大行，业务模式较单一，拓宽延伸业务颇具潜力。

三、当前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

      目前，全球宏观政治经济金融趋势主要有以下三大趋势：1）全球政治格局不确定性加剧，包括中美长期对抗趋势形成、欧盟政坛波动、美俄地缘政治风险及中东恐怖主义等等；2）全球经济大概率陷入衰退，预计全球经济超过5%的萎缩，出口下降 500 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FDI）下降5%-15%；3）全球金融市场巨幅震荡，股、债、汇、大宗商品等各类资产价格急速下跌，零利率将成为新常态，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提出重大挑战。

      新冠疫情全球扩散背景下，国际局势紧张，全球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经济大概率陷入衰退。中国大行国际业务重点地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地区：第一，北美地区由于疫情和动荡使美国政治、经济、金融共振，美股虽在3月遭遇四次熔断，但在美国政府强劲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下，美股逐步回升；同时，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帮扶精准到位，疫情后美元指数一路回升，民主党当选后也将推进抗疫与财政刺激等政策。因此，疫后美国风险不大，平衡其市场规模与竞争激烈程度，未来仍有深耕机会。

      第二，欧洲地区近年来经济一直较为低迷，作为新冠疫情“震中”，疫情影响恐将维持较长时间。其中，欧盟前四大经济体（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对欧洲经济增长形成致命打击。同时，以后伴随英国脱欧，欧洲会变得更加团结，中国企业在欧洲地区的兼并收购将愈发困难。因此，我们应密切关注欧洲政治环境变化，通过提高数字化水平、多元化服务能力等削减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疫情对东南亚的银行体系稳定性构成一些威胁。不过，疫情之后，东南亚各国的中央银行就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振兴经济的措施，成效显著。而且，东南亚毗邻中国，中国不断为其提供海外融资，与其贸易来往密切，政治紧密，文化认同。因此，东南亚预计将会是经济增长的热点，应在此地区继续深耕细作、整合发展。

      第四，香港作为世界第三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首先，抗议活动的发酵可能导致经济混乱、外国人才撤离、外国企业关闭或迁往其他亚洲城市。其次，香港对中国实施的政治压力使中美维持贸易谈判困难，中西方紧张局势上升。最后，香港内资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不足，未来将进一步承受来自虚拟银行的压力。因此，中资银行应积极推进数字化和金融科技，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进行转型。

四、提升信用风险管理应对举措

（一）信用风险审阅机制

      为应对全新的信用风险管理挑战，如市场环境变化、监管要求、信用风险损失计量方法更新，需建立信用风险审阅管理机制，全方位加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美国监管机构要求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规模、复杂性、贷款类型、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情况制定信用风险审阅体系，从而进一步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理。

      信用风险审阅目标包括：1）及时识别潜在的信用风险，从而制定风险缓释措施从而减少损失；2）审阅并调整信用风险评级，尤其是信用状况恶劣的贷款；3）分析信用风险趋势，对信用状况呈恶化趋势的贷款进行预警；4）评估内部信贷政策/流程，包括政策/流程的实施情况、合规性；5）评估业务人员的执业情况，包括贷款批准、风险评估质量等；6）为管理层提供客观的信用风险评估报告；7）根据监管要求，提供相应的信用风险评估报告

      信用风险审阅实践包括以下要点：1）独立性，即信用风险审阅职能独立于内部审计，应建立独立的监控、管理、报告体系；2）建立符合监管要求的信用风险计量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信用风险审阅工作；3）充分授权，即给予足够的权限，如赋予审阅信用风险评级结果、信用风险损失计量方法中参数估计或假设的适当性及合理性等方面的权限；4）建立书面的风险审阅政策，明确审阅频率、审阅范围、审阅深度、审阅结果处理流程/措施/报告流程；5）设定审阅人员任职标准、要求，并确保审阅人员的独立性；6）建立稳健的风险评估流程和信用风险审阅计划并定期评估信用风险审阅执行情况，根据评估结果调配资源或更改信用风险审阅计划；7）根据监管要求和监管趋势，动态调整信用风险审阅制度。

（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

      随着中资大行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境外机构覆盖面广，面临不同的属地监管机构要求。建议开发符合境内外监管要求、满足风险管理提升需要的境外评级体系，提升监管应对能力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

      境外机构内评体系建设背景包括以下两点：1）适应国际化战略发展的需要。境外机构数量多、覆盖面广，随着业务发展，本地客户增多，各机构资产组合的组合分布、业务特点、风险特征存在差异性。此外，内部评级结果为信贷审批、限额设定、组合管理等工作提供输入，支持量化分析决策。2）符合境外机构属地监管要求，欧洲、美国等地区监管趋严，带来对评级独立性和本地化的更严格要求。同时，IFRS9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评级准确性、敏感性和本地适用性提出更高要求。

      境外机构内评体系建设应包括以下要点：1）全面提升，即按照国际较优实践的标准，对标国际主流银行，以监管达标为前提，全面提升境外评级体系，包括评级治理架构与职责分工、管理机制、模型方法、数据、系统、验证、监测、模型风险管理、内评结果应用等内容；2）本地化，即应兼顾模型普适性的同时，在评级中反映重点区域风险特征和本地化特点。例如，在敞口细分的过程中，在综合考虑业务特点、敞口集中度、内外部数据可获取性和模型维护成本的基础上，平衡全球模型和本地模型的划分。3）结合境外机构内评模型开发成果，优化总分行评级管理机制。例如，厘清对共有客户、总分公司客户、跨境担保客户等类型客户的评级管理机制。

来源：2020（第十六届）中国金融风险经理年度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