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穷人银行家尤努斯谈小额信贷——访诺奖得主默罕穆德·尤努斯，《中国经济报告》第12期。

2012，专访格莱珉信托执行主席拉蒂菲教授:“小额信贷是战胜贫困的工具”，《大经贸》第07期。

2006，民间金融互助与乡村社区发展，《中国改革》第11期。

2004，扶贫基金会考验乡村信用体系，《中国改革(农村版)》第11期。

格莱珉之所以要建立五人社群，是为了形成‘朋友圈’，让他们通过社群、交往，产生力量、爱和关怀，帮助穷人社会资本、扩展他们的群社，远远不是为了贷款的安全和联保。

持续的和平，只有在大量找到脱贫的方法后才能成为可能。尤努斯创设的格莱珉银行模式正是这样的一种方法：高度透明化、连接化，其独特的小组和中心会议、社群网络等机制，能有效促进底层女性扩展社会网络，培育社会资本，运用金融工具创业和脱贫，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一、互助基金运作管理的“参与”和“赋权”

      互助基金不仅契合当地农民长期的首要诉求，并且发起者在讨论阶段与理事会成员和部分村民详细交流项目理念、项目收益和实施的具体办法，由此互助基金从开始即获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同。

      管理人员是公开选举产生的农村发展协会理事会成员；互助基金管理办法（即章程）向全体村民公开；贷款的审核、账目管理均是没有任何官职的经选举产生的本土乡村精英来执行；账目公开，接受不定期查账；接受全体成员监督；收益使用办法公开等等。村民在互助基金中的全过程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们的权利感，所有存款户和贷款户都密切注意和互助基金有关的一举一动。村民中的非存款户贷款户也在密切关注互助基金的运作，因为他们在将来随时有存款和贷款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最新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一旦加入，他们针对互助基金的意见能起到作用和影响，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乡土社会中的人际规范在传统村落生活方式尚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仍有很强的作用力。谁家借了邻居的钱却故意不还是一件备受指责的丢脸事，尤其邻居也不富庶，赚来的钱也是辛苦钱的时候。万一发生这样不光彩的事情，当事人本人无法轻易逃脱，而整个大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会因此事蒙羞。村落生活方式是对贷款户准时还款的一种有效约束，再加上定期公布的贷款账目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贷款户普遍存在到期必须还钱，没钱也要借钱还的心理状态。

      村落生活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社区内个体之间比较熟悉，互相比较了解，所以互助基金的会计和出纳很容易对贷款申请者的个人品行和生产经营能力做出准确评估，这些是任何现代金融机构都达不到的高效率、低成本的状态。

      互助基金不是由专业人员操作，运作地点主要在农村决定了互助基金的原理、运行办法、办理手续都要简单易懂，方便大家掌握和使用。办理贷款的简单、快捷还能吸引贷款户，并能降低成本，尤其目前很多地区的信用社为了保证还款率，贷款条件非常苛刻，很多农民不从信用社贷款就是因为太麻烦、太耽误时间。

二、乡村精英在互助基金运作中的作用

      一种是已经从乡村出去的青年知识分子，但不能忘怀这片土地，有强烈的对乡村的关怀，同时也具有较多的农村发展信息与相关知识；另一种是本土的威望很高的中老年乡村公益人士，他们熟悉长期生活的村庄，也愿意为乡村发展出力，在村民中拥有很强的公信力。由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落后，目前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从平均水准来看，农村发展知识欠缺，信息量小，社会资源少，确实需要从乡村走出来的人们完全进入城市阶层后再走回去，支援乡村。本土的中老年权威们则负责项目的运作管理，他们熟悉村庄内外的一草一木，得到众多村民的支持，了解村庄的社会规范，可以适时对项目细则提出意见和修改，对项目的日常运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源：2006，民间金融互助与乡村社区发展，《中国改革》第11期

三、小额信贷与扶贫基金会的异同

（一）相同之处：

      均以相对简便的手续和利率为急需资金开展生产项目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资金帮助（一般在500至3000元）；借款周期较短，一般不超过半年。

（二）不同之处：

      一是资金来源，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一般是国际援助款或者国内的公益性款项，如果是政府主导的项目资金则来源于政府扶贫机构的拨款。而扶贫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居民手中暂时闲置不用的小额余钱，少量来源于外界个人的捐助款；

      二是担保制度，小额信贷一般实行十户联保，即自愿联合在一起形成十户为一组的信贷小组，大家互相担保，其中一户不能按时还贷的话就由其他九户平均承担担保责任。这种做法有利于借贷户之间的互助和联合生产，但是，一旦出现坏账，就要由村民来承担风险。而在扶贫基金会中，村中的资金审批与管理者一般即为担保人，出现坏账时，他们分摊一半的资金损失，另一半损失算作基金会的自然损耗；

      最后一点较大的差异是管理结构，小额信贷一般由某个专门机构负责管理（一般是一些致力于农村社区扶贫和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政府的扶贫部门），一个管理人员通常同时负责十个以上的村庄，经常把所有借贷户召集起来进行小组活动，帮助他们开展生产活动，进行相关培训或者娱乐活动。而扶贫基金会受外来组织的影响相对较少，主要的日常管理人员就在村庄中由村民选举产生，管理者与借贷者、借贷者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一般参照乡村生活特点灵活安排，少数在村庄外的基金会管理人员只负责定期监督账目和审批一些重大事项，对日常管理基本不介入。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扶贫基金会相对于小额信贷，能将管理成本降至最低，活动形式灵活，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均在同一村庄可以自然增加村民的参与程度，利于对管理者的监督，并且由村民自主选举出的管理人员可以用最贴近本土特征的方法来进行管理。不过，如果运作不好，这些特点很容易变成缺陷。其中，最受质疑的一点就是，几乎不存在担保制度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还款率和资金收益。

四、借贷户按时还扶贫基金会款的因素

      第一，扶贫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本村村民手中暂时不用的余钱，少部分是外界对乡村发展持关注态度人士的捐助，这使村民意识到这些资金就来源于身边同质群体的个人资产，借贷户在使用中便特别珍惜，对按时还款也高度重视。

      第二，村民申请借贷时，必须向由村民选举产生的、由本村人构成的管理小组提出申请，这些管理者对于居住在同一社区内的借贷者进行评估有天然优势，基本上对这些村民的人品、家庭的生产能力、资金使用计划的收益稳定性等因素都十分了解，在此基础上的评估失误率便会降至最小。

      第三，乡村社会现在仍然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大家互相熟悉，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况且，在中国人日常行为逻辑中，一直重视“面子”问题，欠债不还无异于奇耻大辱，这是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希望出现的情况。相较于城市社区而言，天然的人际网络、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对乡村社会的诚信系统提供着支持，使得没有强力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还款率也能得到保障。

五、扶贫基金是参与式农村发展的推动器？

      首先，基金会的管理者均在充分动员的情况下由村民公开选举，从本村长期居住者中产生，村民很容易对他们产生认同。

      而无论资金提供者还是使用者都是同一社区的居民，自然对资金运作情况保持高度关注。根据基金会的管理办法，所有账目都是公开的，定期向村里的农村发展协会的理事们汇报，而且任何村民都可以查看，以后还要逐步过渡到张榜公布借、还款情况，使得一切运作过程保持透明，使村民对其保持高度信任。

      目前，基金会规模较小，出现了管理费用相对于基金收益过高的局面。基金便保持收支平衡，除去必要开支后，多出部分就可以开始节余，达到一定数量，便应该由村民经过充分讨论公开表决用于何种公共物品。

      来源：2004，扶贫基金会考验乡村信用体系，《中国改革（农村版）》第11期